卞孝萱、黄志洪、乔长阜│杜甫与高适、岑参（上）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草堂》（今《杜甫研究学刊》）1981年第2期，总第2期。
卞孝萱（1924-2009），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举天悲富骆，近代惜卢王。
这是杜甫在《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中赞扬高适和岑参的一段话。杜甫与高、岑，不但是文学上的知己，而且是政治上挚友，关系甚为密切。在盛唐诗人中，杜甫与李白的交往传为佳话；杜甫与高、岑的友谊也是应当受到称赞的。透过他们之间的往来，我们可以发现，唐代诗人之间这种频繁的交游，是唐诗繁荣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一、汶上相逢 宋中漫游
杜甫与高适是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左右在汶上相识的。当时杜甫约二十九岁，比高适年轻十岁左右。杜甫、高适相识以前，都有一段仕途失意的经历。开元二十三年，杜甫在洛阳参加常科考试，结果“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兆堂”（《壮游》）。下第以后，壮游齐、赵，约于开元二十八年到兖州探望他的父亲——兖州司马杜闲。也是在开元二十三年，高适“征诣长安”（《酬秘书弟兼寄幕下诸公》），参加制科考试，结果也是功名无成，约于开元二十五年隐居淇上，后来回到宋中；二十七年夏秋间东往齐、鲁。这样两人就在汶上不期而遇。
汶上相遇时，高适已是一位在思想上、创作上相当成熟的知名诗人。自从《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别韦参军》）以后，十多年来，他躬耕宋中，东上蓟门，浪游魏、相等地，还可能到过南楚。在接触社会中下层的过程中，他立下了“永愿拯刍荛，孰云干鼎镬”（《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的志向，并且提出了治国安民、安边定远的意见；写出了《塞上》《蓟门行五首》《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以及《燕歌行》等名篇，特别是《燕歌行》的写作，标志着他的边塞诗创作已臻于顶峰。这时的杜甫，却是一位在思想上、创作上还不大成熟的诗坛“后进”。尽管如此，由于高适喜爱交友，“少时方浩荡，遇物犹尘埃。脱略身外事，交游天下才。”（《酬裴员外以诗代书》）“性拓落，不拘小节”（唐殷璠《河岳英灵集》），“喜言王霸大略”（《旧唐书·高适传》）；杜甫又是“不薄今人”（《戏为六绝句》），勤学好友，“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新唐书·杜甫传》），两人脾性相投，所以他们还是结成了朋友。
这次汶上相逢，开始了杜甫与高适之间二十多年的真挚深厚的友谊。尽管他们没有留下记载这次相逢的诗篇，但从杜甫晚年还念念不忘地说“汶上相逢年颇多”（《奉寄高常侍》》来看，这件事给他的印象是深刻的。如果把高适《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中“皇情念淳古，时俗何浮薄”与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联系起来看，即使杜甫在这点上不是受到高适的影响，至少他们当时在思想上是相通的。他们之间多年的友谊是建立在一定的思想基础之上的。
大约四年以后，天宝三载（744），杜甫与高适在宋中再次相逢。这年年初，李白遵到高力士等人的谗害，被“赐金放还”以后，来到洛阳，跟“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赠李白》）的杜甫相识。杜甫“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同上），两人结伴，东游梁宋。李白是为了到陈留去投奔从祖——陈留采访大使李彦允，请北海郡高天师授道箓；杜甫则是准备拜访王屋山的道士华盖君。在宋中，他们遇到了也很不得意的高适，三人开始了有名的宋中之游。关于这次游历，杜后来追忆说：“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遣怀》）“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桑柘叶如雨，飞藿去徘徊。清霜大泽冻，禽兽有余哀。”（《昔游》）在《同群公秋登琴台》诗中，高适也叙写了他们登单父台（琴台）的情况：
古迹使人感，琴台空寂寥。静然顾遗尘，千载如昨朝。临晚自兹始，群贤久相邀。德与形神高，孰知天地遥。四时何倏忽，六月鸣秋蜩。万象归白帝，平川横赤霄。犹是对夏伏，几时有凉飚。燕雀满檐楹，鸿鹄抟扶摇。物性各自得，我心在渔樵。兀然还复醉，尚握尊中瓢。
杜甫《昔游》写登单父台所见是晚秋景象，而高诗所写的是初秋气象，可见他们不止一次地登过琴台。他们在宋中的交游，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昔游》中“清霜”两句，清仇兆鳌《杜诗详注》认为是登台所见，其实这是指他们的孟诸夜猎，“大泽”即孟诸泽。李白《秋猎孟诸夜归置酒单父东楼观妓》写的是他们狩猎夜归后的情况，从“归来献所获，炮炙宜霜川，出舞两美人，飘飖若神仙。留欢不知疲，清晓方来旋”的句子，可以想见他们兴高采烈，放浪不羁的情景。高适《同群公出猎海上》也是写的这件事：
畋猎自古昔，况伊心赏俱。偶与群公游，旷然出平芜。层阴涨溟海，杀气穷幽都。鹰隼何翩翩，驰骤相传呼，豺狼窜榛莽，麋鹿罹艰虞。高鸟下騂弓，困兽斗匹夫。尘惊大泽晦，火燎深林枯。失之有馀恨，获者无全躯。咄彼工拙间，恨非指踪徒。犹怀老氏训，感叹此欢娱。
诗题“海上”，诗中有“尘惊大泽晦”句，而李白《秋猎孟诸夜归置酒单父东楼观妓》中也有“走海无停川”句，足见“海上”是指孟诸泽。高这首诗与李诗体制相同，所写时间也相符，显系写的同一件事——孟诸秋猎。通过高诗，可以看到他们狩猎时的生动景象。
这里有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一般都认为杜、李、高的梁宋之游是由汴州到单父，但高适《同群公秋登琴台》却说“临眺自兹始，群贤久相邀”，显示李、杜与高适首先是在宋中的单父聚会。根据高适的《送虞城刘明府谒魏郡苗太守》等诗，高适天宝三载夏天是在睢阳一带，无西去的迹象；从高诗“犹是对夏伏”看出登琴台的时间是入秋不久，而杜甫《遣怀》中“雁鹜空相呼”却显示登吹台时至少已入仲秋。象这样的情况如何能得到妥当的解释？如果不拘泥于旧说，不妨认为：李、杜东游梁宋时，与高适同登单父琴台，时在初秋；后来杜甫因祖母之柩由陈留归葬于偃师，遂与李、高同至陈留，时间已在八月（参杜甫《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此时三人始同登吹台。然后，三人又同至睢阳一带，再登琴台，狩猎孟诸，时间是深秋。这样的解释似乎比较妥当。
这年九月，杜、李、高三人在宋中分手。高适集里有《宋中别周梁李》诗，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疑“李”指李白。如果这样，这就是高适集中仅存的一首致李白诗，弥堪珍贵。李、高分手以后，友谊没有再发展下去；而杜、李及杜、高的友谊不但维持着，并且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次年，李邕任北海郡太守，五载夏，游齐州。再游齐鲁的杜甫，曾陪李邕游宴历下亭等处。客居汶阳的高适，应李邕之邀来到平阴，后陪李邕回北海郡。当时李白也在东鲁。杜与李同游，有诗为证，杜与高相会，很有可能，惜乏佐证。
从汶上相逢到宋中漫游，可说是杜、高友谊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他们建立并发展了友谊，但彼此之间尚无唱和之作，甚至当高适写了《同群公秋登琴台》等诗时，杜甫似乎也没有和篇。原因可能是，作为诗坛新秀的杜甫，还不敢在名家面前班门弄斧吧；他只是谦恭地倾听着，学习着，而这种追随名家之后的学习，对于他今后创作的发展，又何尝不是一种有益的因素呢！如果把高适《燕歌行》中含有的沉郁深至的风格与杜甫此后逐步建立的沉郁顿挫的诗风联系起来看，如果将《燕歌行》等篇中对唐的边塞战争的揭露、批评的内容与杜甫《兵车行》等联系起来看，如果再将高适当时已形成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与后来杜甫逐步形成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联系起来看，可以说，他们之间是有着承先启后的关系的。另一方面，从“两公壮藻思”来看，高、李之间可能是有唱和之作的。高适《同群公秋登琴台》《同群公出猎海上》可能都是和李白的，但由于李白“当时著作，十丧其九”（李阳冰《草堂集序》)，他的原作，今天已无法见到了。高、李之间的唱和，实际上将他们的交游变成了一次有益的文学上的交流活动，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还应指出的是，夏承焘《杜甫与高适》一文曾经将杜、高的一些作品加以比较，得出了“他们作品的思想内容却是距离那样远”（《月轮山词论集》），即高适作品思想性远不如杜甫的结论。这种提法，如果从总体来说，是有道理的；但从他俩天宝五载前（即杜甫“困守长安”前）的诗篇来看，杜甫诗的思想性却是不如高适的。例如，同是写黄河泛滥的诗，杜甫的《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薄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中，对人民的苦难非但没有描写和表示同情，反而说出了“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却倚天涯钓，犹能掣巨鳌”这样漠视民生的大话。但高适的《东平路中遇大水》中，不但真切地描写了人民的痛苦，而且表示了深挚的同情，提出了减轻民生疾苦的措施。两首诗思想性的高低是很清楚的。不但这一首诗如此，从当时总的情况看也是如此。天宝五载以后，高适诗也不是完全没有比杜甫诗思想性高的。例如，高适敢于在《登百丈峰二首》中以“晋武轻后事，惠皇终已昏”指出“安史之乱”的祸根是唐玄宗的信用外戚杨国忠（此诗或说作于宝应二年，但从其内容看，当以作于至德元载为是）。而杜甫在《哀江头》诗中只是“半露半含，若悲若讽”（《杜诗详注》引黄生语）地把祸源推向杨玉环等，而不敢触及唐玄宗。在这件事上，杜甫的识见毕竟是不及高适的。
二、长安聚会 慈恩唱和
杜甫与岑参的相识，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等书系于天宝五载，当是根据《杜诗详注》对《壮游》中“许与必词伯”的注，但《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指出：“仇注以为（词伯）指岑参、郑虔辈。……其（指岑）曾否与公同游，则于二公集中悉无征，未可以臆断也。若郑虔，则此际万无与公相值之理。”并详细考证了天宝五载杜与郑交游的不可能，是有说服力的。岑参被称为“诗伯”是后来的事。戎昱《赠岑郎中》：“天下无人鉴诗句，不寻诗伯更寻谁？”诗作于764或765年。）天宝五载岑参还不怎么知名于世。天宝三载芮挺章编《国秀集》，就没有选他的诗。杜甫《壮游》即使写于岑参成名之后，用语恐怕也未必如此不恰。因此，“天宝五载说”是值得商榷的。杜、岑的相途，在诗集里确然有据的则是天宝十载的事情。
这一年，杜甫在长安，由于进献了《三大礼赋》，奉命待诏集贤院。同年初秋，岑参在高仙芝兵败回朝以后，也抵达长安。当时岑参约三十七岁，比杜甫约年轻三岁。杜甫集中有《九日寄岑参》，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系于这年九月：
出门复入门，两脚但如旧。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沉吟坐西轩，饮食错昏昼。寸步曲江头，难为一相就。吁嗟呼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大明韬日月，旷野号禽兽。君子强逶迤，小人困驰骤。惟南有崇山，恐与川浸溜。是节东篱菊，纷披为谁秀。岑生多新诗，性亦嗜醇酎。采采黄金花，何由满衣袖？
旧说此诗作于天宝十三载秋，但岑参已于这年七月前离开长安，奔赴北庭，《岑嘉州系年考证》言之甚明。《旧唐书·玄宗纪下》记载了天宝十载“是秋，霖雨积旬，墙屋多坏，西京尤甚”；杜甫同年写的《秋述》中也提到了“秋，杜子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这些正与《九日寄岑参》所写相合。闻一多系于天宝十载是可信的，旧说是不对的。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当时杜甫与岑参已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才能在倾诉思念之情的同时抒写苍生之叹。杜甫“岑参多新诗”的评语，显示出岑参在经过初出塞垣之后，诗歌创作已达到新的水平。而杜本人的创作水平，也比他与高适交往的第一阶段，有了显著的提高，特别是思想境界面，他比岑参要高。如果联系到岑参天宝十二载写的《送颜平原》里说的“易俗去猛虎，化人似驯鸥。苍生已望君，黄霸宁久留”，可以说，即使他不是受到杜甫“痌瘝苍生”思想的影响，至少这一时期他与杜甫的思想是相通的。正如杜、高之间的结交一样，杜、岑之间的友谊也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
天宝十一载或十二载夏，杜甫跟岑参兄弟一道游览了渼陂。杜甫写了《渼陂行》等诗；岑参的《与鄂县群官泛渼陂》等诗，显然也是与此游有关的。《渼陂行》开头就说“岑参兄弟皆好奇”，所谓“好奇”，固然是指岑参的性格，但也指出了岑参的诗歌特色。天宝十二载殷璠所编的《河岳英灵集》里也指出了“参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可见杜甫对岑参“好奇”的评论是很贴切的，他不愧是岑参的好朋友。
天宝十一载，沉沦于下僚将近三年的高适，辞去了封丘县尉，来到长安，谋求出路，和杜甫又见面了。大约是经过杜甫（也可能是京兆士曹李翥）的介绍，高适和岑参结识了。这年秋天，高适、岑参、薛据以及杜甫、储光羲都登临了长安名胜慈恩寺塔，并都写了诗：
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岑参：《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
香界泯群有，浮图岂诸相。登临骇孤高，披拂欣大壮。言是羽翼生，迥出虚空上。顿疑身世别，乃觉形神王。宫阙皆户前，山河尽檐向。秋风昨夜至，秦塞多清旷。（高适：《同诸公登慈恩寺浮图》）
高标跨苍天，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薛据诗今佚，储光羲集中也有《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现存高、杜、储三诗都说“同”，唯独岑诗题“与”，可见岑诗是原作。杜诗题下自注：“时高适、薛据先有作”，“作”应是指和作而言。杜甫是接在高、薛之后和岑参，所以他就不提岑而只提高、薛了。从岑诗题意以及杜诗所写景色与高、岑各异这些情况看，岑、高、薛三人是一道登塔的，杜甫登塔是在其后不久。对于他们所写的登塔诗，仇兆鳌说：“岑、储两作，风神熨贴，不愧名家；高达夫出之简劲，品格亦自清坚。少陵则格法严整，气象峥嵘，音节悲壮；而俯仰高深之景，盱衡古今之识，感慨身世之怀，莫不曲尽篇中，真足压倒群贤，雄视千古矣。三家结语未免拘束，致鲜后劲。杜于末幅，另开眼界，独辟思议，力量百倍于人。”（《杜诗详注》卷二）这个评价是基本正确的。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则说：“登慈恩塔寺，少陵下应推此作（岑作），高达夫、储太祝皆不及也。”从艺术上讲，高作稍逊于岑作；但高倾向入世，岑倾向出世，高思想上稍强于岑。
这一次慈恩唱和，应当说是盛唐诗坛的一次盛会。“诗圣”杜甫、边塞诗派的主将高适和岑参、田园诗派的主将储光羲以及名诗人薛据，纷纷参加了唱和。他们的诗，各呈异彩。慈恩唱和，是盛唐各种诗派一次有益的交流，也是盛唐诗人之间一种有力的促进，其意义是不能低估的。
就在杜甫等人慈恩唱和的前后，唐玄宗、杨国忠正在进行着一场侵略南诏的战争。为了进行这场不义之战，“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诸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通鉴》卷二一六）杜甫的《兵车行》无比愤慨地遣责了这次战争。可是高适天宝十二载写的《李云南征蛮诗》却荒唐地赞美了这一不义之举；他是在强烈的功名欲望驱使之下，认为杨国忠打南诏，“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产生“料死不料敌，顾恩宁顾终”的恩遇之感，才写出这种诗来。昔年在思想境界上可以成为杜甫的榜样的高适，现在却因钻进了个人的小圈子而落在后面；昔年主要是关心着自己前途的杜甫，现在却在忧国忧民方面赶上并超过了高适。
长安聚会，对于杜、高，是他们交往的第二阶段的开始，对于杜、岑，则是第一阶段的结束。考察这一时期杜甫等人的交往，有一点值得注意：尽管他们的诗风以至政见有所不同，但能友好相处，各尽其能，各言其志，因而各种思想、各类风格得以争妍斗艳。盛唐诗歌所以繁荣，杜甫所以能兼收并蓄，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三、高适入幕 杜甫寄诗
天宝十二载夏，高适充哥舒翰陇右、河西幕府的掌书记，奔赴武威。杜甫作《送高三十五书记》相赠：
崆峒小麦熟，且愿休王师。请公问主将，焉用穷荒为。饥鹰未饱肉，侧翅随人飞。高生跨鞍马，有似幽并儿。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借问今何官，触热向武威。答云一书记，所愧国士知。人实不易知，更须慎其仪。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达，足以慰所思。男儿功名遂，亦在老大时。常恨结欢浅，各在天一涯。又如参与商，惨惨中肠悲。惊风吹鸿鹄，不得相追随。黄尘翳沙漠，念子何当归。边城有馀力，早寄从军诗！
临别赠言，既对高的升迁表示欣喜和劝勉，更抒写了依依别情和殷切期望，一往情深，感人肺腑。诗的开头，“以穷荒为戒”（清钱谦益：《钱注杜诗》卷一），既批评了哥舒翰，也是提醒高适“书记”对“主将”的责任所在。
高适到达陇右时，哥舒翰的幕下正因其收复河西九曲之地而对之歌功颂德，高适也写了颂诗《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诗中虽然赞颂了哥舒翰“威稜慑沙漠，忠义感乾坤”，但末尾又说：“解围凭庙算，止杀报君恩。唯有关河渺，苍茫空树墩。”哥舒翰收复九曲是“泉喷诸戎血”，高适却提出“止杀报君恩”。大家在歌颂，高适诗的末尾却发出深沉的感慨。这说明他对哥舒翰的大肆杀戮并不赞成，还委婉地提出了批评，这与杜甫的思想是有相近之处的。
十二载八月，哥舒翰因收复河西九曲，杨国忠欲厚结之，奏封西平郡王。高适作《九曲词三首》相贺。诗中歌颂了哥舒翰的“许国”、“封王”，更抒写了经过长期战争以后，盼得和平到来之时边疆军民的欣喜之情；但欣喜之中却又鼓吹“西看逻逤（吐蕃都城）取封侯”，他把杜甫“请公问主将，焉用穷荒为”的嘱托忘掉了。
杜甫不赞成哥舒翰穷兵黩武，以邀边功。（例如天宝八载大举攻伐石堡城，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士卒死者数万。）至于收复九曲，却是一次自卫行动。因为自从吐蕃由唐朝骗得九曲以后，“其地肥良，堪顿兵畜牧，与唐境接近，自是复叛，始率兵入寇。”（《旧唐书·吐蕃传》）哥舒翰收复九曲，虽有个人邀功的目的，大肆杀戮的缺点，但总的说来，却保卫了唐边境的安宁。收复九曲以后，“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通鉴》卷二一六）今天看来，这对于加强唐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联系，维护东西方的交通是有益的。杜甫对于收复九曲的态度，写在《投赠哥舒开府三十韵》中：“每惜河湟弃，新兼节制通。”可见他也是支持的。这首诗是天宝十三载杜甫意图投入哥舒幕府时写，其中不免有谀美之处，但“每惜”却是讲的真心话，反映了他的真实思想。所以他和高适虽然人居两地，对哥舒翰收复九曲却是所见略同。
天宝十三载三月，名位尚低的高适，得到赏（或借）绯的特殊待遇，杜甫写了《寄高三十五书记》：
叹息高生老，新诗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主将收才子，空明足凯歌。闻君已朱绂，且得慰蹉跎。
诗在祝贺高适“朱绂”的同时，突出赞扬了他的“新诗”，足见杜甫是读到高适“日又多”的“新诗”的。这些诗，无论是高适寄给的，还是别人传来的，杜甫的话却都显示出他对高适创作的关心和赞许。诗中提到的“凯歌”，《钱注杜诗》据宋郭茂倩《乐府诗集》认为是指《九曲词三首》，甚是。从杜甫对《九曲词三首》的赞许，也可见他与高适的看法相近。
在天宝十三、十四载这两年中，杜甫还在《送蔡希曾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赠田九判官梁丘》等诗中表示了他对高适的思念之情。就在十三载，岑参也再出塞垣。但现存杜诗中，既无赠别之作，也无寄远之诗。比较起来，这时杜、岑的交谊似不及杜、高深厚。
考察这段时期杜、高之间的联系，不难看出，杜甫对高适是一往情深，一再赠诗，而现存高集中却不见一首回赠杜甫的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由于高适军务倥偬，不拘小节么？但他在这期间却写了《奉寄平原颜太守》呀！而且至少在天宝十四载高适自己也说过“幕府日多暇”（《武威同诸公过杨七山人得藤字》）。由此看来，高适不回赠诗给杜甫，很可能是由于两人当时名声和地位的悬殊。这说明高适对杜甫的看法是夹杂着庸俗的东西的。但也要看到，当时高适所写的诗，除了同僚间的唱和以外，寄远之作确实很少，而且现存的高诗中，寄远之作也是很少的。这些作品如果不是散佚了的话，那只能是由于高适的个性不爱写这类文字。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必多加指责他不回赠杜甫的诗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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